《健康报》：朱晓东：成就源于非功利的追求

   和老伴吴锡桂大夫旅游时合影

   朱晓东参加青海医疗队时用速写记录下当时的工作情景

   在术后监护室细心给病人做检查

   古稀之年仍坚持在医院出门诊

   年轻时的朱晓东（右）聆听吴英恺教授指导

从因抗美援朝而上“军干校”的医学生，到蜚声业界的心外科大夫，再到享誉中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成功印证了一句名言：“重大的成就都来自非功利的追求”。而每每回顾人生，他都会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质朴而深邃的感情：爱国，爱岗，爱病人。

午后，暖阳斜映，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报告厅内座无虚席。朱晓东院士在医院为他举办的“80寿辰”庆祝会上所作的报告，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位人士。80载的生命历程，60年的从医生涯，使这位医学大家的人生丰厚而多彩。

■“手术后第三天，刚拆完线的病人跑得比医生还快”

1976年7月22日，对朱晓东来说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用自制的BN型生物瓣为一左心衰患者成功实施了主动脉瓣替换术。这是我国乃至亚洲实施的首例牛心包生物瓣替换术。

生物瓣膜是英国利兹大学Dr.Marian Ionescu教授采用牛心包研制而成，并于1971年成功用于临床。相比之前一直使用的机械瓣膜而言，用生物瓣膜替换坏掉的心脏瓣膜，极少出现血凝血栓，从而减少了病人因服用大量抗凝药所导致的死亡等风险。

1974年，朱晓东被派往英国进修，师从 Dr.Marian Ionescu教授。他把老师发明的生物瓣膜技术引进国内，并改进处理方法和制作工艺，延长了牛心包生物瓣膜的使用寿命。在成功完成了艰苦的动物实验后，他们开始应用于临床。

手术那天，顶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巨大压力，主刀大夫朱晓东上场了。先让心脏停跳，接着打开心脏，把人工心脏瓣膜植入心脏，心脏顺利恢复跳动。整个手术过程如行云流水，“大家不用说话，所有步骤十分顺畅”，时隔36年，朱晓东仍记得当时的情景。

操作的熟练以及相互配合的默契，得益于此前的反复操练。“在当时，这是非常高难的手术，稍有疏忽，台上的病人就下不来了。所以手术必须争分夺秒，多一秒钟就多一份风险。”朱晓东说，为了保证手术万无一失，他和第一助手陈英淳对手术操作的每一个细微步骤都做了反复演练。

“手术后的第三天，正赶上唐山大地震，北京的病房震动很厉害，这位刚刚换完心脏瓣膜的病人术前因心衰卧床不能下床，而在地震时却出人意料地自己跑下了四楼，这表明手术效果非常好。”说起这个小插曲，朱晓东笑了。让他更为欣慰的是，这一成功应用在病人身上的生物瓣正常工作长达21年。

为了让生物瓣膜造福更多的心脏病患者，朱晓东毫无保留地向外传授新技术，还在医院的支持下组织学习班，无偿地向全国推广。

在此后的20余年里，朱晓东不断研究改进技艺，制成了新一代Perfeot生物瓣，获得国家发明奖。他负责的心脏瓣膜研究组与北京航天部某研究所合作研制成功的GK式机械瓣，因采用新型材料热解碳使得栓塞率下降，在1986年以后大量用于临床，使数以千计的病人生命得以挽救。

与此同时，朱晓东还开展了一系列心脏手术新技术：1983年，最先采用“主动脉-左心房联合切口”成功施行双瓣置换术；1985年，研制出主动脉无缝线金属吻合环并成功用于临床，为夹层动脉瘤手术提供较安全的吻合方法；1989年，成功开展了同种主动脉根部替换术；1992年，成功开展了我国首例“心脏瓣膜置换同步冠脉搭桥术”……

不断的突破，让朱晓东蜚声业界。1992年，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朱晓东被授予“中国医学科学院名医”称号。1996年，他荣获我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称号——中国工程院院士。

■“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使我终生受益”

“重大的成就都来自非功利的追求。”我国核物理权威杜祥琬院士的名言成了朱晓东的座右铭。而他成长的经历正是这句名言最好的印证。

1950年，18岁的朱晓东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选择——“弃学”从戎。当时，我国为抗美援朝而设立的军事干部学校（简称军干校）正招收大批爱国青年。正在读高中的朱晓东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军干校。这个从河南开封一个教师之家走出来的热血男儿，从此踏上了追寻理想的人生路。

到达哈尔滨后，他和军干校400余名学生被编进军事学员班，由哈尔滨医科大学代培。朝鲜战争后，按照军委的决定，朱晓东这批学员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正式的大学生。此时的他就已经在外科的学习方面崭露头角——学基础课时担任解剖课代表，学临床课时又任外科课代表。这为他后来从事心脏外科专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是阜外医院的同龄人。”谈起自己的从医生涯，朱晓东总喜欢来这么一句。从1956年哈医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刚刚建立的阜外医院（最早因属于军队编制，被命名为解放军胸科医院），到如今已是整整56年。

在这所由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吴英恺教授一手创办的心血管专科医院，朱晓东既受到军队作风的熏陶，也受到了协和医风的浸染。让他倍感庆幸的是，阜外医院这片新天地还有“一批非常好的老师”。

黄国俊教授是他刚到医院时的启蒙老师。朱晓东至今记得自己做的第一例肺叶切除术和第一例食管癌切除术就是在老师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黄老师工作作风十分严谨，不仅手术操作漂亮，还会给每例手术配一份字迹秀丽、图解洒脱的手术记录，有时真让你感觉读黄主任的手术记录，不仅学习了手术操作的技艺，而且还欣赏了艺术。” 受黄国俊教授的影响，朱晓东也要求自己认真写好手术笔记，随时记下手术的经验和教训。每次手术前，他不仅要以“过电影”的方式仔细审视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细节，还会经常翻开“手术笔记本”作参考。从青年到中年直到离开手术台，记笔记的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手术笔记已积累了厚厚的10余本。

1962年，朱晓东成为我国心脏外科开拓者之一侯幼临教授的研究生。师从侯幼临老师，朱晓东说自己“不仅学到了新知识，而且提高了科研能力。”令朱晓东铭记在心的还有和自己同一病房的上级大夫薛淦兴教授，“是他积极鼓励我报考研究生。在我写研究生论文时，他是一字一句地帮我修改”。

置身于良好的工作氛围中，朱晓东每天都心情愉快地投入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在冠脉外科开展初期，为了改进冠脉吻合技术，他不停地琢磨、练习缝合，回到家也不休息，只是埋头在乳胶心脏模型上一遍遍练习缝合技术。干劲冲天的他常常是白天忙完门诊、病房和手术室的工作，晚饭后接着到心导管室，从晚上8点干到翌日凌晨一二点。实在困了，就利用换病人的间歇，靠墙站着闭会儿眼。“有一年夏天，我们穿着沉重的铅衣在不足50平方米、密不透风的心导管室工作，实在酷热难耐。总务科听说后派人来闷热的心导管室看大家工作，不到一小时，那位同志就热晕了过去。第二天，总务科就给心导管室送来了电扇。”朱晓东笑着忆及这段往事。

尽管临床工作繁忙而艰苦，但朱晓东并未就此放弃学习和科研。为了适应学术需求，大学里学俄语的朱晓东开始突击英语，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英语学习上，每天要背50~100个英文单词。有一次，朱晓东走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由于只顾低头背生字，一头撞在电线杆的钢丝绳上，额头留下一片血肿。不仅仅是学英语，凭着刻苦钻研的精神，他努力争取到的国家“六五”、“七五”、“八五”等攻关项目也相继开花结果。

上世纪70年代，专业参考书一书难求。朱晓东就琢磨，能不能利用阜外医院的优势，结合个人学习心得，写一本实用的心脏外科专著呢？从1970年开始，朱晓东抓紧一切零碎时间构思下笔。书桌底下福尔马林浸泡过的心脏标本不时地被他拿出来翻看核对，久而久之，他对福尔马林的刺激气味已是浑然不觉。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他亲手手绘了各种示意图，并让妻子吴锡桂大夫试看，“如果我看不明白，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撕掉草图，扔进垃圾筐里重画。有时突然来了什么灵感，他会深更半夜起床去画上一阵子直至黎明。”朱晓东当时著书的情形，在吴锡桂大夫的回忆中历历如昨。

历经10年苦战，《心脏外科基础图解》终于在1980年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一面世便大受欢迎，甚至还出了手抄本——原来，医院里的一位年轻大夫，由于没有得到原书，为了学习，就自己抄了一本。此后的30年中，这本书前后两版共5次印刷，不断有年轻的同行告诉朱晓东，他们就是照着这本书从心脏外科起步的。“能够对人家有点帮助，就说明没有白干。”朱晓东欣慰地说。

■“病人能够得到幸福，对医生来讲是最大的安慰”

“病人感到幸福，我们也就觉得幸福，感觉所付出的一切都值了。”这句发自肺腑的朴素言语，道出了朱晓东对患者的全部真情。他总是对年轻的大夫说，要爱我们的病人，因为“只有爱病人，我们才能不怕苦，不怕累，才会想办法为病人解决问题”。

朱晓东对病人的关心，在医院可谓众人皆知。他的学生吴信主任医师说，“病人出现不好的情形时，他几天几夜都不回家，就守在病人身边。在给每一位病人做手术前，他都要去病房看病人。当院长后，尽管工作非常忙，但他仍坚持这一习惯，很难得。”

当得知自己挽救过的病人多年后仍安好，这是他最大的欣慰。

多年前，朱晓东接诊了一位来自天津的严重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的心衰患者。“患者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来看病时，骨瘦如柴，脸色发黑，连吃饭都气短”，经过艰难的手术治疗，患者病好出院。一年后，已成为实业家的这位男子神采奕奕地来看朱晓东，感激地说：“您不光是救了我一个人，而是救了一家人啊！”

20年前，朱晓东给医院一位60多岁的老领导郭老做了换瓣和搭桥手术。那会儿，搭桥手术在我国才开始，而同时开展这两个手术，在国内应该算是首例。“做完手术后，我才知道，郭老在做手术前一天，把遗嘱都写好了。”事隔20多年后，87岁的郭老身体还很硬朗，为了表达自己对救命恩人的感激之情，特意写了“德艺双馨”的字幅送给朱晓东作为他80岁的生日礼物。

朱晓东的老伴吴锡桂也是阜外医院的老专家，她记得有一次，阜外医院组织专家在百盛门口义诊，她和朱晓东都参加了。很多人来现场咨询，一个老人凑到她跟前，指了指坐在另一头的朱晓东问了一句：“那是朱晓东大夫吗？”得到确认后，这位病人过去排了很长的队，终于轮上了咨询。“您有什么不舒服吗？”朱晓东问道。老人对朱晓东说：“我是20多年前您给我做手术的病人，我住在大兴，我平常上阜外，挂不上您的号，也怕打扰您工作没好去找您。这次，我从北京晚报上看到阜外医院义诊的消息，听说有您，我就想来看看您，并且告诉您，我很好。”

面对病人的感谢，朱晓东说的最多的是，“我们医生应该感谢病人，是患者给我们医生信任、期望和鞭策”。

他对病人的这份感情，源自他年轻时参加医疗队的经历。

1968年，朱晓东参加青海高原藏族牧区防疫医疗队，越过文成公主走过的日月山，到达海西州。那是海拔3200米~4000米的游牧山区，朱晓东跟着牧民过“游牧生活”，住帐篷，睡草地，吃酥油、糌粑。而让朱晓东尤感震惊的是，这里不仅自然条件恶劣，医疗条件更是非常落后。如果冬天大雪封山，病人根本运不出来。在高原上的一个村医务室，朱晓东和医疗队队员把一间约20平方米的破旧房子改装成简易手术室，因陋就简地开展起普外科、口腔科和妇科等简单手术。当时没有照相机，这些难忘的经历和感受被朱晓东以速写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多年后，这个速写本还成了他孩子幼年时的启蒙小人书。

1990年，朱晓东率领医疗小分队赴西藏，在拉萨人民医院协助开展心脏外科手术。从培训到临床，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在海拔3600米的西藏高原成功开展了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这是在我国西藏地区开展的首例心脏体外循环手术。

■“夕阳无限好，晚霞尤可贵”

晚年的朱晓东做事的执著劲不减当年，只不过与以前相比，他的工作重心有了转移。

1997年，朱晓东从阜外医院院长位置上退下后，依然坚持出门诊、做手术。在这些常规工作之外，成功协助创办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可以说是他近些年最得意的“大手笔”。作为我国第一家被厅局批准的民营三级心血管病专科医院，亚心医院在1999年开业时，被当地媒体称作“荆州大地跃起的一条鲶鱼”。如今，这所民营心血管专科医院的发展已享誉一方，年手术数量和医疗水平位居国内先进行列。“没有朱晓东当院长，就没有亚心的今天。”这是亚心医院很多职工的心声，也是医院老总的肺腑之言。

在亚洲心脏病医院建院初期，外界对北京来的朱晓东颇有非议。可他并不在意这些，只是专心做自己多年来一直想做的事——办一家水平和服务都一流的心血管专科医院，因为“我国是13亿人口大国，心脑血管疾病又是第一号杀手，而医疗资源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我们需要更多的高水平心脏中心”。

作为武汉亚心医院的院长，朱晓东首先是把握医院的发展方向和各科室的协调工作，还亲自带领年轻大夫一起做手术，帮助他们提高水平。奔波于北京、武汉两地之间的他，“每月有一半时间在武汉，另一半时间还得在北京，因为还有学会的工作要做，还要回阜外医院出门诊”，而此时，他已年近七旬。

一位兰州的重症心脏病病人，当地建议她到武汉亚心医院请朱晓东给做手术，这位病人怕有假，特意让自己的妹妹跑到武汉，看看医院的院长是否真的是朱晓东。“这不是假冒！”在得到朱晓东的当面“确认”后，病人立即来到武汉亚心医院并成功做了手术。就这样，越来越多的病人慕名而来，武汉亚心医院声誉渐浓。

在“扶上马送一程”后，眼看着亚心医院各项工作步入了正规，朱晓东急流勇退，抽身撤离了。

2007年，75岁的朱晓东又开始投身一项新的“大工程”——把阜外医院病理科几十年来积累的心脏标本从外科角度进行研究整理。经过3年多时间的奋斗，《心脏外科解剖学》专著终于面世。为了写好这本书，朱晓东还自学Photoshop软件，亲自处理图片。

老伴吴锡桂大夫说，朱晓东办医院也好，写书也好， “老爱跟外国人较真”，“希望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而激起朱晓东这种较真劲儿的是早年他的出国留学经历。

1975年，朱晓东被公派到英国利兹市留学。作为当时该城市的唯一一名中国留学生，朱晓东在与西方人交往中体会到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那就是贫困、落后。他能感觉出西方人的傲慢态度。这一切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我是憋着一口气发奋学习，努力工作，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祖国争光，给中国人争面子”。

正如朱晓东所愿，他不仅成功创办了堪比国外高水平的心血管专科医院，精心打磨的《心脏外科解剖学》一书在标本数量、学术水平和印刷质量方面均堪称一流，赢得各方赞誉。

2012年，迎来80岁寿辰的他仍不失豪迈之情。“夕阳无限好，晚霞尤可贵”，为了发挥余热，朱晓东给自己晚年生活定了三个原则：“做力所能及的事，做有益于社会的事，做自己喜欢的事。”（本版图片由朱晓东本人提供）

■记者手记

初识朱晓东院士，是拜读他和老伴合著的自传《共和国培育我成长》，朴实的文字饱含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其中的一些细节令记者几度感动落泪。

到阜外医院采访，才真正见识了朱院士本人和他那相濡以沫的老伴吴锡桂大夫。微微含笑的神情，轻言慢语的讲述，已然是宠辱不惊的大家风范。对于记者专业上的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详细讲解，而对于自己的辉煌经历、感人故事，他却是略略带过。

他的学生吴信说，老师学风严谨，严于律己。即便是在担任院长期间，工作繁多，审稿、撰文、写书等，都是利用休息时间亲力亲为。在培养人才方面，他没有门户之见。经他手把手带出来的许多医生如今都已成为业界领军人物。

在医院的同事看来，朱院士不但生活简朴，为人也很谦和，即使当了医院领导，也不讲排场，不享特权。担任院长的5年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医院的班车上下班，并利用这个机会和医院各科主任交流。

如今，乐享晚年的他喜欢听音乐，喜欢赏花拍照，喜欢看老舍、梁实秋、钱钟书、杨绛和季羡林等人的作品。他也会在写书之余应邀给医院职工讲讲自己的无悔人生。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心外科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朱院士，耄耋之年仍以余辉映亮医学后生的前行之路。

■对话

对病人的爱是医生忘我劳动的永恒动力

记者：就民营医院的创办经历而言，您可谓是最早“吃螃蟹”者。现在，政府也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您认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关键靠什么？

朱晓东：政府出台政策和措施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我十分赞同。中国的医疗资源不够，应该把民营的资源也用上。我认为，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各有优势，其得失成败，关键不在于所有制，而在于管理机制。有的民营医院虽然投了很多钱，但管理出了问题，也会办不下去。还有诸如方向定位问题、医疗规范和道德问题等，都是影响医院发展的重要因素。民营医院要发展好，也要讲道德，不能只为了盈利。

记者：您手术堪称一流，但您好像很反感什么外科“一把刀”的封号，为什么？

朱晓东：我觉得，我们医生的本领只是为病人服务的手段，绝不是向社会炫耀的资本。我们的学问，除了自己所学，还有老师教导的，还有同道互相帮助的，还有一部分是用病人的痛苦甚至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共和国的培养，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老师们的言传身教，真无法想象我能走到今天。我能得到一些进步，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离不开同事们的帮助，更离不开患者的鞭策。

记者：对今天的年轻医生，您最想说些什么？

朱晓东：我想说三点体会。第一，要珍惜机遇，奋力拼搏。有机遇不等于能成功，机遇随时可能从身边溜过，只有奋力拼搏才不会错过机遇。现在国家大环境非常好，学习、工作条件也比以前好多了，这都是很难得的机会。第二，就是要对病人有爱。对病人的爱是医生忘我劳动的永恒动力。第三，做好临床。第一线的艰苦实践是最重要的基础，医生的知识、经验和医风均由此得到锻炼。医生要亲自去做最基本的临床工作，练好基本功。现在我们有很好的仪器设备，但不能完全靠这个。

■朱晓东小传

中国工程院院士，心血管外科专家。河南省开封市人。1956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1965年毕业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获硕士学位。中国医学科学院主任医师，曾任阜外医院院长，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

主要科技成就与贡献包括：40余年心脏病外科临床实践，全面开展各类心脏与大血管手术，并参与建设全国心脏外科技术协作网；早期从事心导管检查与血流动力学研究；从事人工心脏瓣膜与心室辅助装置的研究。代表性成果为生物心脏瓣膜的研制与推广应用，并获得国家发明奖。2004年与2005年任世界心胸外科医生协会第14届与15届国际会议主席。

（采写/健康报记者 李阳和 孟小捷）

相关链接：《健康报》2013年1月4日第07版